2011年，好些人走了，有些离的远有些就只是在昨天。那些值得纪念的：或者是一觉醒来打开屏幕的讯息；或者是一年多来最终无效的生的坚持；或者只是在谈话之后的一个清晨带来的消息。有些是好的魂，有些是贵的人，历史的页面留下了他们的一个点，只是终究时间不逝，圆圈不圆… 我们在每一个年尾感到叹息，“成功”，想一想或许能将就出来一点点，而哀损的更多：遥远的距离、乡愁、故事、人类的情感…

站在年尾，拉开300多天的距离，对每一年的开始都已经逐渐印象模糊。过去的年头是模糊的，好像我们可以看见未来，但也只是好像可以。

就在此刻，我恐怕说不出来什么，就是这样的“不清楚”。记得万芳有一首叫《不确定》的歌——情感的写照，未尝不是这个年代的注脚。科技与娱乐在这一年更深入地改变了整个工作、生活的节奏与质量。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仿佛总是在以一种“诡异的向前”而不停向前，糟糕的循环，甚至没有什么机会与成本去怀疑这个循环本身。有人谈论科技的终极未来是艺术，而在艺术之上，艺术的未来会是什么？是一种世界价值的集合？记得早些年有一个导演找了一群作家来聊天，导演打开镜头把他们聊天的实况拍了个纪录片，后来小范围播出过。纪录片里，作家们在聊的这个时代（那个时代）还有诗意吗？

传媒发达的时代，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爱情，消费了很多的爱情。用爱情来造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的是眼缘、性格、物质、未来…或许真的还有爱其本身大义。只是我很少听见人们谈论纪录片里的“诗意”了，或者很少有机会能听到人们谈论涉及“诗意”的部分。也许它不会是那属于重要的一部分，但对我而言，它会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区别于其它的那一部分。作为时间之流中的创造者，那也是他们的生命中最“富有”的一部分…

有些我们找不到的，那就去创造它，剩下的那些就留给运气吧…

毕希纳只写了三四个故事，也“竟然”成为了德语里的最重量作家。他的那本全集不大好买到，所以在家里的新华书店看见了还真是有些大出意料的。不过假期亦短，既而荒废，少少的两个故事也看的虎头蛇尾，自己也要对自己过意不去了。

所以毕希纳忧郁不忧郁，除了他文集的蓝色封皮，剩下的只是我想象的罢了。最早知道“毕希纳”这个犀利的名字还是在刘小枫先生所著的《沉重的肉身》里。在刘先生的这本通过电影和文学文本探讨现代伦理的著作里，毕希纳无疑是一种偶像般的存在之人，于文字的描述里有一种传奇附着于这英年早逝的天才之上，就像他的那句名言“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让人深念难忘。

而中文世界里对毕希纳的关注好像并不热烈，在豆瓣上评论他所著文集的评论者，较多只是纠缠于译者的译笔。而是否有一本中文版的“毕希纳传”存在也不得而知，相比较而言最近一两年策兰在中文出版中的“待遇”则被提高了不少。然无论冷暖，对我而言“毕希纳”正是让我阅读德语文学的开端，从毕希纳始，看到黑塞的东方禅意、感冒于瓦尔泽的“懦弱”文风、踱步在格纳齐诺的“中年语法”中，以及扩散到相近的欧洲作家艾斯特拉兹-彼得、凯尔泰斯等沉重作家的作品等等——而“毕希纳”，这个伟大的开端在打开瓶子盖后反倒被我扔在了一边积攒书柜的灰尘去了…

最近在读的近年“毕希纳奖”获奖者的小说则是此“毕希纳”情结的延续。从早两年在国内出版作为“轻小说”代表的《一把雨伞给雨天用》，到最近的《幸福，在幸福远去的年代》以及法律出版社推出的沃尔夫冈·希尔毕西的《权宜之计》：一本把爱情纠缠咬合在时代变迁与政治推移中的小说。巧合的是在上述两部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漂于浮世，以至不得不进入了“疗养院”去做一个疗程来疗救刺激自己，这样的”雷同情节“莫不是对整个时代之心所患精神之症最大的讽喻。

此刻，C呆坐在长椅上，雨水洒落下来，就像打在一尊覆盖了一层纺织物德僵硬肉体上，还散发出阵阵啤酒的味道。当他走到席勒广场前，便确定赫达家的窗户已漆黑一片。他知道，自己穿过黑夜，只为了期盼看到那扇明亮的窗户；漆黑大地中的那个明亮的“矩形”，就是他所有渴望的终点。他知道，这个明亮的矩形之外，在自己度过童年时光的小城M，正上演着：争吵，仇视，打架；在那里，人们互相敌对，赤首空拳或是手拿武器，最终，他总是那个被拎到角落惨遭群殴的人。而他从街上看到的那扇窗户，那里不会摔凳子，也不会挥舞炉子通条，那里满是和平……

C很清楚，那里也只是虚假的和平。但他更清楚，在脆弱的时光里，他宁愿沉浸在一片虚假中。

他记得自己曾把二十世纪称为谎言世纪。他跟赫达说过：“二十世纪就像一列运载着谎言的火车，在机车的引导下驶向历史的前沿。于是，本世纪剩下的这些岁月，都会继续如此行驶。火车的轨道是进步的谎言。火车拖着一节节牲畜车厢——车厢里全是没有人样的人类——在惨白的苍穹下，朝着奥斯维辛、沃库塔以及马加丹方向行驶。这是最有欺骗性的一个世纪，不像其他世纪，这个世纪没有错误，全部是蓄意的谎言，人类历史仿佛躲进了一个巨大的谎言库。这个世纪的所有政府都在用谎言治理国家；任何政治家的组织、团体以及不同党派，都在谎言的基础上驾驭着自己的权力。整个世纪浸渍了谎言的味道，许多城市在谎言下瘫痪，整片土地被谎言腐蚀。如果真要找出这个世纪的真相，那么，整个二十世纪都不可饶恕……”

“这就是你撒谎的原因所在？”赫达问。

对此，他无从回答。

——［德］Wolfgang Hilbig 《权宜之计》 p170－171

秋季书市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书打的半折，便“轻薄”地挑了几本。其中一本是伊藤高见的《扔在八月的路上》，过节的时候晃晃着在地铁上翻完了。说起来故事没有多大的戏剧啊，离婚啊或者情侣的故事之类。有点意思的是作家能够认出来日常中那些多少有些“奇怪”的感受和经历，那种“奇怪的时候”我想通常都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吧，他倒可以找到了很对位的语言让人觉得“啊，是那样子…”。

伊藤高见 《扔在八月的路上》p96

这时，不远处来了两辆自行车。虽然正值暑假，但那对年轻的情侣却像早晚上下课时经常能看到的学生一般，仍然穿着校服。他们仿佛一刻都不愿分开，并排骑车时仍然紧紧地牵着手。在离水城越来越近的时候，那双手还是没有分开的迹象。如果换作平时，水城一定会瞪着他们，趁两人从身边经过时狠狠骂上几句。但不知什么原因，那天的水城却有些惊慌失措，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甚至最后差点蹲了下去，想要避开他们。傻不傻，敦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两个学生在眼看着要碰到水城时，一下子松开了手，接着刚一经过她身边，就又迅速拉在了一起。

“理想国”沙龙上许舜英和欧阳应霁那场的主题叫“没有设计的生活”，一个吊诡的题目，两个台上的时尚达人谈了很多设计、很多设计师，谈来谈去最后也吊诡的很。撇开沙龙的具体情况不说，有趣的是在刚入场时正好遇到背个双肩包的陆智昌先生打理完了会场的各项杂事往场外走去，当然除了周围的工作人员，似乎没人把这个“理想国”背后的设计师指认出来。一个好的设计面前，设计师应该是消失的，翻翻那本理想国的小册子，该可以肯定的说这个设计师这次又消失的很好…

旧时在南方的家中，一到夏秋季节南瓜便是最为随意而又宜人的食材。父亲总是每日下班归时，顺道往自家菜地里采摘几把，便够得上晚餐一盆淡然瓤口的瓜苗汤。少时懒倦，餐前母亲一叫到搭手摘菜我就不情愿地推托、偷懒，特别是遇到摘南瓜花、苗的当口就更是面有惧色。往往都要被花蕊上气味特别的粉末黏个满手，而细细地剥去瓜苗上那层桡人的绒毛表皮恐怕是每一个少年的耐心杀手。最后，大把瓜苗摘剥下来往往只剩得寥寥数支下锅煮食，一人盛上一碗自耕且手作的南瓜苗汤，半苦半甜，尝的可算作辛劳的滋味吧。

那天在三联书店旁的简陋餐馆里，吃到熟悉的酸豆角炒肉末。那股步入餐店门口顿觉头皮发麻的酸臭味便是家乡日常市井中最为“怡人”的味道——有多少人为之嫌弃，亦有多少人想要流泪。那一餐没有吃完的酸豆角后来打包回家，再就着米饭裹食了两顿，实在让人感动。至今，距离一盘酸豆角只不过数日，但距离一碗青浊的南瓜苗汤恍惚间已过了好些年…

李敖写过一个1950年代的“浪漫”故事，发生在阳明山上的七日。那时候看他的那本“黄书”要半遮半掩状，轻佻戏弄，YY状的兴奋占多。现在再看，竟是恍觉“珍贵优美”。倒不是自己欣赏水平显著上升，只是感慨在这利欲露骨的世代，有多少旧时代的细腻都已经荡然无存、魂飞魄散了…

李敖 《上山上山爱》 1998

一路下坡，快到山脚下了，眼看丁字路口红灯出现了，我的车速也减缓了，突然间，左边自后窜出一辆黑车，高速开过红灯而去。

“你看，”叶葇说。“这才是真正不守rules的，闯起红灯来了，比起这个驾驶来，你万劫先生不守规则好像差一点。”

我不守的，是大规则，我犯的是大法，不是小法，小法有什么好犯？这个政府迟早要抓我，抓我的罪名至少是’二条三’，就是所谓’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三项，就是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闯的那个红灯，可要坐十年牢呢。“

说着，我侧过头来看她，享受她皱起双眉的表情，十年牢？

她显然被吓到了。她不安的看着我，轻轻问起：

“那么严重吗？你真的要颠覆政府吗？”

“话该这么说，不是我要颠覆政府，而是政府以为我要颠覆它。狗叼住一根骨头的时候，你走到它身旁，它会喉咙发出吓吓恫吓的警告，因为它以为你要抢它骨头。”

“那你对政府并没构成颠覆？”

“我没颠覆政府，我只颠覆了世道人心。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没抢狗骨头，我只是在乳头里下毒而已。”

“那还不该抓你吗？”

“不该，因为以狗的程度，狗并不知道我下毒。狗的错误，在疑神疑鬼怀疑人要抢它骨头，人会屑于抢骨头吗？台湾的面积只是中国的千分三，志向远大的人会抢中国千分之三的地盘吗？”

“那你安全了？”

“不安全，因为你的敌人不是正常的、够水准的敌人，你的敌人是疑神疑鬼的神经狗，所以，被它吓吓恫吓、被它咬到，未免冤哉枉也！”

“你所谓被它咬到，是指坐牢吗？”

“咬到是广义的，从干扰你、打击你、查禁你的书，在媒体上一面封锁你，一面发动御用文人把你斗倒斗臭……都算被它咬到的范围，最后一道才是抓你，叫你坐牢。目前的情况大概是，我的牢狱之灾也为期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住在阳明山、更不想见朋友的一个原因，因为红灯就在那里，朋友最好不要来。说到这里，有一个笑话，是说台北市民不守交通规则的。说一个人开车，碰到红灯就闯过去，不料安全岛树后藏个警察跳出来把他拦住。警察问他：’没看到红灯吗？’他说：’看到了。”看到了为什么闯红灯？’答案竟是：’我没看到警察。’这笑话的结论是，红灯仅供参考，因为仅供参考，所以不妨一闯。对政府这红灯而言，我这犯大法的人是闯红灯者，不过，交通上的红灯，是不该闯的；政治上的红灯，可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人间所以有革命、所以要推翻现有的政权，就是革命家绝不尊重那个政府的红灯，革命家是不信邪的。毛泽东说：’蒋介石认为天无二日，我就不信邪，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最后蒋介石的红灯被闯了，我们在台湾看到夕阳。谈到夕阳，叶葇，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一路下山，都是夕阳晚照，美极了！”

“真的很美。”叶葇凝视着窗外。

“有一天，我会看不到了，请你代我看夕阳之美。”

“噢，”叶葇讶异着。“别这么说吧，夕阳也许不喜欢一个人看它。”

“说得真好！”我侧过头来赞美她，她正在看着我。她的背后就是夕阳，夕阳正在看着她和我。

约翰-伯格《我们在此相遇》: p113 “死者记忆的水果”

青梅

每年的八月时节，我们都在寻找青梅。它们屡屡教人失望。不是太生、太紫，柴得几乎干枯，就是过软、过烂。很多根本连咬一口尝尝都不必，因为单靠手 指就能摸出它们没有正确的温度：一种无法在华氏温标或摄氏温标里找到的温度，一种温度，它属于一份独特的清凉，有阳光环绕四周。小男孩拳头的温度。

那男孩介于八岁到十岁半之间，是个开始独立的年纪，却还没有出现青春期的压力。男孩把青梅握在手中，放进嘴里，咀嚼，果实冲过舌头奔进喉咙，好让他吞下它的期盼。

对什么的期盼？对某个这会儿他还说不出名字但很快就会确定的东西的期盼。他尝到一种甜味，跟糖不再有任何关系的甜味，而是和一只不断伸长、似乎永 无止境的肢臂有关。这只肢臂所属的身体，唯有当他闭上眼睛才能看到。这身体有另外三只肢臂，一根脖颈，还有脚踝，就像他自己的身体一样：只是除了它里面的 东西会向外涌出。汁液从这永无止境的肢臂中流出，他可以在齿牙间尝到它的滋味，一种无名的苍白树木的汁液，他称之为女孩树。

在一百颗青梅中，只要有一颗能让我们想起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Mid-strike in Mozambique" Photo by Jessica Hilltout

四年一回赛事的结束，恍惚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似的。也许是最后一次的青春里，灌满了足月的情绪，没有导演喊一声就忽的一下散去，断了架/失了型。这样的经历不是用“轮回”来定义，更像一次一次不同形状的“镜像”。计时器里的梦，有的圆/有的缺/有的好玩/有的苦闷，重叠一起，乱来，却也欣喜。回过头，已经不懂抒情了，只想条理清晰地分析几句，还是知道不如骂来的过瘾。

音乐只会越来越懒，有时一整天只交给那半寸耳朵的无限循环，所以得感谢最近听到的幸运。Maxence Cyrin的”Where Is My Mind“仿佛繁星点点，不入汹涌的夜晚孤巷里往来的静谧没有人敲击。“搏击会”电影的结尾-——一栋栋现代文明的图腾爆炸崩塌——叩问“我之所在”的强音响起时便来了眼泪就要涌出的奔迫感。但一缕琴，只是一缕，“崩毁”便Cover/ReCover作了荡荡波纹，在黑夜。这时突然想说，夜晚的灯光太亮，所有的黑色只能给出白色的倒影…

他们说“明日风尚”要死，换组改班，声泪骂叹，在所难免。好像一处街坊中的口碑食肆某一天换了门庭做正宗的开封菜，那些过去来这吃吃喝喝的风雅食客们定要再回来品尝一次，那是什么样的滋味…我知道有些读者要随排版的陆师傅去了，陆师傅是真正的“随意客”，瞥见过陆师傅的“苹果”机桌面，与”整理术“背道而驰的“印象派”图标哲学，多么让人亲切…

七月，念个小说也歇了一半，“参考书”还只是偶尔吐个皮。不读了！所谓“知识分子”还得想找个什么理由才好。“没心情”实在是糟糕，“节奏不对”有点搞笑吧，“寻找灵感中”好像跑题了。想想吧，还是说“椅子真是太硌屁股”算鸟，算鸟…

如果在南方，我会记得每一个环法自行车赛开始的漫长下午，炎热和呼啸的空调，午后在冷水中对抗凝滞的皮肤细胞总是在大口地喘着气。下午，另一只手会把那只残留在竹席的印痕上的同伴捞了起来，人字拖定向的风里面绒毛微微的战栗却舒服无比…

在这个城市的一天，送达与告别都参与其中，我们或跟随或并排行走。一句话的留言把遥远给拉到了跟前来问候、叮嘱几句，然后…在最后的还会是挥手罢了…

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噢，是早晨起来躺在客厅的沙发里翻看排列到这一星期的小说。这一周是生死“随意”的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上一周的早晨属于勤勉的武士藤泽周平…

耳痣：拥挤的地铁上，狭小到放不下一只咸猪手的距离里，人与人之间的面目一片模糊。挤在我面前的一个紫衣姑娘，右朵背上有一颗咖啡色的痣，静悄悄地藏在耳洞旁。就这样，我知道了一个不能告诉她的“秘密”。也许有一天，一个亲密的人会趴在她的耳边，一切都豁然，只要时光还在她身边…

团圆：第二次在车上遇见这个看“张爱玲”的女人，分不出两次的“她”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一次的她用手肘撑开周围窒息的男人，留出胸前的一小片空间，把书怀抱着。是“小团圆”，这一套书的装帧设计，即便把白色的封皮褪掉了我也能辨认得出。在142页，列车摇晃了几下，我费力瞄下了页码…

敌人：魔力鸟带着血气和回忆重回斯坦福桥，最终是一比零的比分。国际米兰的主教练，他面对熟悉的英国媒体和切尔西的球迷：今天我是你们的敌人，但今天敌人赢了，这就是生活。太好了，我的“狂人语录”里又增添了一条…

星期天的早晨，那个喜爱画帆船与灯塔的画家没有出门。红色屋墙上透出窗户玻璃上橘色的光，晨起的色彩，显得更为浓重而静谧无声。街道柔和，黄色城市染布上留下了长且清晰的影子。这一刻，没有人会走过。除了一座立在路边的邮筒和消防水泵，还有整个美国都在静止中等待——现代生活中一粒新鲜尘埃的缓缓降落…

夜晚的台灯下翻开一本画册，有谁会在想象中爬上了缅因州的山坡，踩过E-B怀特耕作过的绿色田园，或者在傍晚独自走近那座白色灯塔，在高处眺望着远方下沉的色彩。夏天，美妙的白色弧线雕刻在拍打着蓝色的海洋之上，陆上少年们的心中憧憬，在风中触摸那浪花与梦想。起了风的正午，沙滩上一对游完泳的夫妇在木凳下坐下歇息，阳光直面着额头，蒸发着周身的海水也魔术似地把一切喧嚣留在了明晃晃的半空。而现实世界里更多的故事都发生在光线柔和的室内，一间间色彩的对白室里男人和女人都还来不及张口，沉默就已经凝结。世上的人们如此亲近，却“自然地”躲避着目光相接…

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内在生活的平静表露，他们的特质——爱德华-霍珀与他哀而不伤，冷暖自知的画。去年，当我正尾随着罗伯特-瓦尔泽的灵迹出门“散步”时，德国的小说家赫尔曼-黑塞曾费心地告诉世人：“假如瓦尔泽拥有千百万个读者，这个世界就会平和得多……”同样的话，我想该再借来一用：如果千百万人都能够欣赏爱德华-霍珀的画，人们将会更加接近生活……

1. 丹麦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把”重新开始”(resumption)定义为“复诵”(repetition)，经由不断地的书写、予情，籍此可以把持真的记忆一直带到今天，成为一种让现世得以继续下去的慰藉。

再一遍阅读“然而”，这一片静止在三位遥远空间与时代的日本作家与摄影师的记录文本。三个被遗忘了的故事，没有任何快乐存在的故事，所有的只是一个长久的梦，而它最大的忧伤寄喻着作者菲利普-福雷对死去的四岁小女儿的悲憷记忆 。”诗歌是对时间的感受，令人迷惑而无力的解读“，当福雷面对着这不断遗忘的时间之谜时，他通过小说选择了一份记忆的坚守，用自己的文字去艰难复诵…

然而我觉得写作，近几年来，是我思索遗忘的方式，让遗忘蔓延开来，为了在遗忘中永远清晰地保留唯一的爱的记忆。——菲利普-福雷

2.有“被”讲座的读者问舒哥“你会感到孤独么？面对孤独你怎么办？”在正常的生活下，“孤独”这两个词却并不存在的，诸如菜场买菜的大婶们不会每天都存在脑袋里想着“孤独”的问题，这也好像艺术家如果每天想着画一幅画的哲学意义，也纯属扯谈。孤独只是一点孤独的事，是情绪空间里的一朵云，它孤独的出现也就孤独地消失。这和人又有多大关系呢？把一朵朵“孤独的浮云”生生绑在这一百来斤的肉身上，多数时只是与姿态有关，却不知道这已是反常的“孤独模样”…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于说出不一样的话，但更到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蒋勋